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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振堂将军血战河西牺牲高台纪实

发布日期:2022-07-26 14:07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1962年“八一”建军节前夕,元帅抚今追昔,挥笔写下组诗,缅怀我军五位将帅级先驱。其中七言绝句《高台》是悼念高台战役中牺牲的西路军最高将领—西路军属下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。诗曰:“英雄战死错路上,今日独怀董振堂,悬眼城楼惊世换,高台为你著荣光。”这位将军是何许人?让元帅如此感概。

  1930年蒋、冯、阎中原大战,冯玉祥兵败后的残部被蒋介石缩编为第26路军。

  1932年4月加入中国,1932年5月升任第五军团总指挥(1933年1月改称军团长)。

  1937年1月,攻占甘肃省高台县城后,被马步芳部包围,激战9昼夜后牺牲。

  1922年春,董振堂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,与何基沣等13名同学,被当时的北京政府陆军部派到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部下当见习官。冯玉祥的部队军法森严,待遇很低,很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不愿到这个军队中来,唯董振堂不以为然。他听说冯玉祥的第十一师,纪律严明,吃苦耐劳,用人取材。毕业时的志愿填的便是陆军十一师。在十一师见习结束后,董振堂又面临一个去向问题。保定军官学校分到西北军的见习军官有两条路,一条路是留在上层,当教官或参谋,这条路生活舒适,待遇高;一条是到连队当下级军官,这条路工作辛苦薪饷低,而且军纪森严,处处以身作则。当时大多军官选择前者,而董振堂与众不同,自愿要求到炮兵连当排长。西北军基层军官的生活非常艰苦,董振堂和士兵一起吃大灶,每天亲自带领士兵操练十余小时。董振堂与学员们同甘共苦,出操、演习、抬土、挑砖,一切士兵做的事他都做,上讲堂、做示范,学兵不能做的事,他也做。学兵公认,董振堂以身作则,吃苦耐劳,关心士兵。有一次,和学兵们一起抬土挑砖,建造营房时,冯玉祥到部队视察,发现他吃苦耐劳很是赞赏,后来,炮兵野外演习,董振堂三发连中,冯玉祥叫他当众讲评。董振堂就现场的地形、时间和“敌情”,清晰的讲解一番,冯玉祥对他更是器重。冯玉祥按常规惯例,提出让将其由排长升为上尉参谋。董振堂知道,按惯例一旦做了参谋,以后永远只能做参谋了。所以表示仍任排长,不升参谋。冯玉祥心中不快,觉得其不识抬举,后经副手劝解,冯玉祥升其为炮兵连长。后来,在冯玉祥军队屡打胜仗,一路升到国民革命军第集团军第36师师长。

  1928年6月,董振堂带队伍由河北向河南换防,路径河北深县。深县鲜桃很是出名,当时正是采收季节,果实累累,伸手可摘。董振堂预先下了一道命令“吃桃不留头,留头不吃桃。结果,他的部队谁也不敢偷摘老百姓一个桃吃。

  据《军团长董振堂及其身后事》记载:董振堂任中将师长时月关饷200多大洋,常送钱给部下,但却反对买地置房产,给夫人买的衣料也是布的……他起义后被批准加入中国后,立即将仅存的3000多大洋的积蓄交给党组织。当时的13军军政委何长工为慎重起见,将此事上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。主张不要全上交,寄些给家里,留一点自己用。而董振堂却仍坚持全部上交,他说:“革命了,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,还要钱干什么?”

  (4)线月,红军在贵州北部山区急行军时,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分娩了,她痛得满地打滚,敌人追上来了,与红军后卫激烈交火。董振堂拎着枪跑过来问:还有多久能生出孩子?谁也不知道。董振堂又跑回阵地,大喊:“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!”

  他们不顾牺牲,坚守阵地,整整两个小时后,孩子生出来了(这个可怜的孩子随即被包裹起来,放在地上,留下一张请人收养的字条和几块银圆),产妇匆匆上路。阻击的战士见到她,怒目而视,有一些战士闹情绪,问为了一个女兵生孩子,咱们值得吗?

  董振堂大怒:“你们瞪什么瞪!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为的是什么?我们现在流血牺牲,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嘛,为了孩子们将来过幸福生活,所以我们再牺牲再多人也是应该的”。

  1930年9月,中原大战结束,西北军失败,冯玉祥出走。第二年初,蒋介石趁机把几十万钞票塞进孙连仲的腰包,要他把队伍调回山东济宁地区,把原来的西北军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,董振堂任七十三旅旅长。

  1931年2月,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“剿匪”,企图让这支杂牌军与红军相互拼杀两败俱伤。二十六路军中多系华北籍,以往“剿共”部队失败的教训,都不愿南下。当南下的第一列列车开到济宁、兖州之间一个小站时,车上军人下来,把铁路破坏,拒绝前行。这些军人,正是董振堂所率领的七十三旅第一团。因为交通堵死,整个二十六军无法南下。蒋介石闻讯后,命西北军旧将领刘郁芬等前往”诱导“,并以不发军饷威胁,部队滞留数日后,只能南下,从此,蒋介石便开始记恨董振堂。

  二十六路军达到江西后,奉命参加对红军和江西根据地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,过程中,董振堂捏造了一些假情报,以此为由不肯进剿。蒋介石也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得知实情,对董振堂更为不满,对此董振堂也心里清楚,自己知道不能依靠蒋介石,而冯玉祥大势已去,此时陷入苦闷与彷徨之中。第三次围剿失败后,二十六陆军奉命困守宁都城,但二十六陆军大多师北方人,在宁都水土不服,许多人染上疟疾或痢疾,加上蒋介石对这只杂牌军的歧视,供给和医疗条件也差,不到几个月,几千人患病死亡,大多人希望尽快返回到北方去。

  九一八事变后,东三省沦陷,华北危机,二十六路军,广大官兵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,并联名写信给总指挥孙连仲。孙连仲也想借此摆脱困境,于是一面电报蒋介石,一面下令全军北上。不料蒋介石,不肯让二十六路路军,脱离”剿共“前线,派重兵阻拦,部队只能重返宁都。孙连仲丢下部队去上海看牙,日常军务由参谋长赵博生主持。

  1931年12月14日,中共秘密党员赵博生和董振堂、季振同(当时他们二人并不是员)率1万7千名官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,随后全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改编组建成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。董振堂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。

  董振堂的军事才能和赫赫战功令人敬服,1932年,红一、红二进攻赣州,这里易守难攻非常不好打,后来有红军突袭进去却被敌人包围,这时董正涛率领红五军去解围,红五军的战士腰挎大刀、手提步枪就冲了进去,在他们超强的战斗力之下,因是把冲锋队就出来,当时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,听闻董振堂的战绩后也自愧不如。

  董振堂的红五军团是属于中央红军(一方面军)序列的,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,1935年8毛儿盖会议决定两方面军混编为左、右路军,红一、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编入左路军,而红五、红九军团划编入左路军,至此董振堂所部红九军团划归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建制,从此开始了悲剧性的历程。

  率中央红军转移后,张国焘立即在中阿坝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,除攻击外,还恶意诬蔑红五军团官兵,引起了红五军团广大官兵的愤慨。董振堂为了大局,压制下了官兵们的情绪。当董振堂从电台中得知中央红军攻克腊子口,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之后,便向官兵们传达了。为此遭致张国焘的不满,以“造谣生事,扰乱军心”之名没收了红五军团的电台密码,使红五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,一时全军愤懑。这时,朱德形同“被软禁”,有人建议,抢出总司令,一同北上找。董振堂为此找朱德,但朱德以大局出发,劝董团结为重。此时张国焘发现董“不可靠”,开始“改造”红五军团,将得力骨干及仅剩的两个团调走,架空董振堂,又调走了原政委李卓然,派他的亲信黄超接任政委。1936年1月,又将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33军改编,改称红五军。红军当时是政委负责制,军政委的权力大于军长。本来红四方面军吞并红五军团后,黄超等人要求杀掉董振堂,但因为董振堂在共产国际有不小的影响力,被张国焘否决。张国焘准备红四方面军渡河后撤掉董振堂军长职务,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成功。7月,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,即共同北上,董振堂率红五军又第三次穿越草地。三大主力会师后,红五军一直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卫警戒、阻击。主力部队会师休整时,红五军却仍然在阻击战斗。部队未休整,便接到西征命令。

  另外,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,虽号称一个军,下辖2个师4个团的番号,实际不足4000人,而且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。在攻占高台后,政委黄超不仅带走了两个主力团,还将电台带走,致使董振堂无法与西路军总部联系,没有电台的恶果更造成了高台喋血的悲剧。当马家军向高台发起总攻时,久经战阵的董振堂觉得既无电台,无法求援兵,又孤军被围,弹药将竭,遂决定突围,以免全军覆没。董振堂分派一部分兵力,在敌军包围薄弱之北城附近,暗掘地洞,外仅留一层土,以便突围时捅破。但等洞已挖好正要下令全军突围之际,黄超却派人化装送来命令,强令“必须死守”。因为政委有最后决定权,董振堂只好放弃突围计划,最终全军牺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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